前言

　　西藏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地区，现在她早已揭去神秘的面纱，呈现在世界面前。她正经历着从极端落后的中世纪状况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世人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仍然知之甚少。于是一些曾经侵略或试图侵略她的人高喊，她受到了侵略；一些曾经完全剥夺了这一地区人民人身自由的人呼叫，那里人民的人权受到了侵犯。谣言、歪曲、猜疑、误解……织成一层烟雾又笼罩着这个地区。

　　要了解这个地区的真实情况，还是要看事实。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实摆出来。
 

　　一、西藏的主权归属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元朝(公元1271—1368年)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中国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1629年成书的《萨迦世系史》记载着当时萨迦班智达写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中关于必须归顺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了全中国，创建了继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在西藏地区成立了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宣慰使司下面还辖有管理民政的十三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所有机构和官职的名称都是元朝中央规定的。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并由一位王子及其后裔率军驻守西藏地区的东部边缘，逢西藏有事，即可就近入藏，以尽镇戍边疆的职责。1290年，一名万户长叛乱，元朝中央派遣这位王子率军入藏平息。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元朝中央还派官员在西藏进行人口调查，确定各万户属下可支应差役的人口数，决定沿驿路各地必须供给的力役、物资、运畜。1268年、1287年、1334年进行了三次人口调查。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有关于这三次调查的详细记载。

　　明朝(公元1368—1644年)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

　　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以西藏佛教和政治合为一体，大小派别各踞一方，为有利于治理，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按照朝廷的规定，每年元旦，王须遣使或亲自来京参加朝贺典礼，呈递贺表贡物。对于入贡期限、来京人数、所取路途、沿途各地供应，都有具体规定。至今西藏有的喇嘛寺内还保存着当年必须朝拜的皇帝万岁牌。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

　　清朝(公元1644—1911年)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清朝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章程的主要内容有：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噶伦以下(包括噶伦)都是属员。

　　对西藏文武官员确定品级、名额和升补手续。最高一级藏族官员有噶伦四名、代本六名，由中央任命。噶伦、代本的年俸由中央发给。

　　在西藏成立正规藏军，名额3000人，规定了军官等级、人数，军饷补给来源，武器配备，驻防地点。另外，从内地调驻西藏各地官兵1400多名。藏汉军队统由中央派驻的官员管辖。

　　决定在西藏照内地之例，设立铸钱局，铸造官钱行使，银币正面背面分别用汉藏文字铸“乾隆宝藏”字样。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每年的财务收支，由驻藏大臣稽查总核。

　　西藏差役由全社会平均负担。贵族和大寺庙中实有劳绩可受优待免除差役者，须经过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核准发给执照。

　　对来西藏贸易的尼泊尔、克什米尔商人要进行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备案，由负责官员签发路证。凡外人要求到拉萨者，须听候驻藏大臣衙门审批。藏人出境至尼泊尔等地，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规定往返日期。

　　西藏西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边界上若干地点，设立国界标志，驻藏大臣每年出巡各地，检查驻军防务及界碑情况。

　　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噶伦不得与外方通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接到外方信件、布施，俱报告驻藏大臣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信。

　　对犯罪者的处罚，都要经过驻藏大臣审批。

　　从1727年始设驻藏大臣到清王朝覆灭的1911年，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达百余人。

　　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1912年8月10日，为组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北京政府颁布《中华中国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规定西藏地方民众参加选举的办法和被选举的议员直接参政。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并于1931年召开国民会议，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均派出正式代表参加。这次国民会议制订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总纲第一条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的行政机构堪布厅的代表，还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于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势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湖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他们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判谈。中央政府坚持和平谈判的政策，给西藏爱国力量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剌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拔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成员，依照中国宪法，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二、所谓“西藏独立”的由来
　　 　　

　　七百多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记载着七百多年来历史事实的数百万件汉藏文档案材料仍保存在北京、南京和西藏拉萨的档案馆中。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04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发出的正式训令称，西藏为“中华帝国的一个省”。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的讲演中说：“在以往数百年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曾散布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藏已是一个“充分行使权力”的国家。历史事实驳斥了这种谎言。仅十四世达赖喇嘛要经国民政府批准方得继承这一点，就充分说明当时的西藏根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权力。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大肆鼓吹的所谓“西藏独立”，不过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帝国主义是怎样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

　　在二十世纪初的藏语词汇中还没有“独立”这个词。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势力乘清朝中央政府的虚弱，开始阴谋瓜分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

　　为了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88年、1903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西藏军民奋起抵抗但遭失败。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军一度攻占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侵略者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但由于清朝政府外务部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主权，清朝驻藏大臣不予签字，条约无效。

　　帝国主义靠直接军事侵略没有达到完全控制西藏的目的之后，就变换手法，开始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1907年8月31日，英、俄帝国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其中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改称为“宗主权”。这是在国际文件中第一次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次年，英国利用清朝灭亡，民国初建，中国国内政局混乱之机，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五条”。在遭中国政府拒绝后，英国封闭了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一切道路。1913年，英政府又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提出“西藏完全独立后，一切军械由英国接济”；“西藏承认英国派员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以作英国扶助西藏独立报酬”；“民国军队行抵西藏，英国担负抵御之责”；“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摘自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但英国的图谋未能得逞。

　　1913年，英国政府利用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迫切要求得到各国外交承认和得到国际借款的心理，迫使北京政府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会前，英印政府派驻锡金政治专员柏尔单独会晤西藏地方政府参加会议的代表夏扎伦青，向他鼓吹“宗主权”具有“独立”的含义。柏尔在其所著《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自述：“当吾遇夏扎伦青于江孜时，吾劝其搜集所有关于昔日中藏交涉以及陆续为中国占领而西藏现今要求归还之各州县等项之文牍，携之赴会。”经过英国的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并提出“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等要求，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这时，英国代表按事先策划，提出了所谓的“折衷”方案，把中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内藏”、“外藏”两部分，“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包括西藏和西康西部地区，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但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护卫部队限三百人”。这个“折衷”方案的实质，是把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所谓“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如此无理的要求，当然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4年7月3日，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奉国内训示，拒绝在所谓“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且发表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中国政府同时将此立场照会英国政府。会议遂以破裂告终。

　　1942年夏，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国民政府也发出严正警告，西藏地方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国民政府报告改变原议。1947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英帝国主义幕后策划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待。经中国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后，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

　　1949年底前后，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电评论员”名义在西藏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并在美报刊上报道：“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1950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运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解放军进藏。同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诬蔑中国解放本国领土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同月，美国指使他国在联合国提出干涉中国西藏的提案。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一些国家的反对，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新老帝国主义者出于攫取西藏的野心而挑动起来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早年曾指出：“帝国主义利用西藏人民反对满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情绪，进行各种诱骗和挑拨，企图使西藏人民脱离祖国而处于他们的压迫和奴役之下。”

　　1959年武装判乱是怎样发生的

　　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的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和平解放后，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又向达赖、班禅及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不搞改革，过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52年3、4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秘密策划煽动武装叛乱。1956年，该区叛乱开始，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提出“西藏独立”及反对改革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武装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杀戮干部，破坏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并到处抢掠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乃东宗一个名叫东达八扎的商人，因不肯参加叛乱，叛乱分子把他和妻子抓起来，吊打过后，将东达八扎杀死，将他妻子强奸。当时的旧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认，很多群从因遭叛乱分子残害向他们告状，仅1958年8月，就有70多起。

　　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表示，“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宣称：“九年来，汉人动也不敢动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一大批武装到拉萨，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逼往山南，聚集力量，举行反功，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

　　西藏的武装叛乱，从开始就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美国人诺曼·C·霍尔著《美国、西藏和中国》披露，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国外的藏人中挑选六名青年，送美国的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训练。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1975年9月5日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所载《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一文记述：1958年5月，首批受美训练的两名特务携带电台到叛乱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设在山南的总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不久，美国即在哲古地区空一批武器弹药给叛乱分子，计轻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近4万发。这一时期，美国还从陆路偷运大批武器弹药供给盘踞山南的叛乱分子。

　　在西藏顽固坚持农奴制度的农奴主和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下，叛乱活动迅速蔓延。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发生的全面武装叛乱，就是经精心策划而挑起的。

　　2月7日，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少东等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同时将达赖的这一愿望告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等噶伦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等人。3月8日，达赖确定3月10日下午3时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西藏军区方面为此作了认真周到的接待准备工作。3月9日晚，拉萨墨本(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次日晨，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又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叛乱分子当场打伤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才旺仁增，用石头将爱国进步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活活打死，并拴在马尾上拖尸到市中心示众。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加紧组织和扩大叛乱武装。他们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虽然罗布林卡受到叛乱分子控制，同达赖喇嘛的联系十分困难，中央代理代表谭冠三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给达赖喇嘛三封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达赖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达赖喇嘛这三封亲笔信的原件曾由新华社记者摄成照片公开发表，现仍保存完好。

　　但是，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日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叛乱分子长期盘踞的山南地区的叛乱。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

　　人民解放军在平叛过程中军纪严明，得到广大僧俗人士的衷心拥护。他们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自卫队、联防队、保畜队等自卫性组织，为平叛大军修路、运输、送信、引路、烧茶送水、站岗放哨、救治伤员，使叛乱分子陷于孤立。

　　三、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和中央政府的政策

　　达赖集团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

　　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但是达赖喇嘛在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

　　——成立“流亡政府”。六十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1991年达赖集团修改后的所谓“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造谣诽谤，策动骚乱。达赖在出国后的三十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诸如“‘十七条协议’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共产党在西藏强行对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堕胎”；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西藏环境受到污染等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这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达赖的言行表明，他并不象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成为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头目。

　　“西藏独立”不容讨论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他放弃分裂，回到爱国统一的立场上来。

　　1978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表明了中央政府欢迎达赖喇嘛回归祖国的态度。

　　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派代表回国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3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时明确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对于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方面谈叛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为了通过谈判，促成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分裂主张，回归祖国，中央政府进行了种种努力。自1980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了达赖喇嘛派回的代表，多次重申中央对于达赖喇嘛的政策。

　　为了满足国内外藏族群众之间探亲和交往的要求，中央政府制定和实行了来去自由的政策，并表明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的态度。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接待了达赖喇嘛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参观、探亲，自1979年以来，西藏和其他藏区已经接待了回国探亲、参观旅游的国外藏胞8000余人，安置了回国定居的藏胞近2000人。

　　令人遗憾的是，达赖不仅没有接受中央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继续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和策划了拉萨的多次严重骚乱事件。1988年6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这原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玩弄过的阴谋，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希望达赖悬崖勒马，回心转意。1989年初，班禅大师圆寂，考虑到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的历史宗教关系，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这给达赖喇嘛提供了一个在流亡三十年之后，同国内佛教界人士见面的良机。然而，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

　　1989年，在新的国际反华风浪中，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此后，达赖周游世界，到处鼓吹分裂。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进一步加紧煽动和策划西藏地区的骚乱活动。1990年1月19日，他通过英国的广播说：如果北京政府一年之内不开始会谈他的西藏自治计划，他将不得不改变对中国妥协的立场，很多年轻的西藏人主张使用武力。1991年4月4日，达赖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1991年10月10日，达赖又通过“美国之音”藏语节目进行煽动说：“当前大批汉人涌入西藏，使很多藏族青年找不到工作，这对西藏社会造成更加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再次爆发动乱的可能性很大。”

　　正是由于达赖喇嘛一直不肯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继续在国内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使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的接触没有取得成果。

　　1991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前夕答新华社记者问中指出：“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现在也没有变化。我们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付价还价的余地。中央政府一贯表示愿意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但是达赖喇嘛必须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问题都可以谈。”

　　中央政府愿意与达赖喇嘛接触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也是十分明确的。为了对历史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十一亿中国人民负责，中央政府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个基本问题上决不会有丝毫让步。企图依靠外国势力达到“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活动是背叛祖国、背叛包括藏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可耻行径，中央政府坚决加以谴责，决不允许其得逞。中央政府将继续执行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以增强民族团结，繁荣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任何破坏西藏安定团结的活动，任何制造骚乱、策动闹事的违法行为，都是违背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必将受到严厉的打击。

　　只要达赖喇嘛放弃分裂主张，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随时愿意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热诚欢迎达赖喇嘛早日回归祖国，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人民的富裕、幸福做些有益的事情。

　　四、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十七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

　　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四块银元)；他还把400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了3000品藏银(约合一万银元)的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夫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载入注册籍的永久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至80%。据民主改革前调查，属于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计81个，全年共支差21260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劳役，即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

　　噶厦设有几个放债机构，历代达赖喇嘛也有两个专管放债的机构。据1950年达赖的两个放债机构有关帐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万两。

　　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墨竹工卡县有一名叫次仁贡布的农奴，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一克合14公斤)粮食，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领主说他仍欠粮10万克。东嘎宗有个叫丹增的农奴，1941年借了农奴主一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他只好逃亡，妻子被逼死，七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伤人赔偿律中规定：仆人使主人受伤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不给赔偿费。

　　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赃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展”中，有当年被农奴主砍下的农奴肢体等许多实物和照片。

　　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牧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旧西藏法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五、人民获得了人身自由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从而为西藏人民争取平等的人身权利带来了希望。1959年叛乱平息后，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愿望，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的权利。这是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旧西藏的法典被废除，人不再分为三等九级，各种野蛮刑罚被禁止，私设的监狱被全部拆除。新中国宪法和法律，保障了西藏人民人人享有生命与人身安全的权利。

　　民主改革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农奴主所有制，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占有的耕地无偿分给了无地的农奴和奴隶。山南乃东县凯松溪卡的443位农民分得了1696克土地。当旧的地契、债约被扔进火堆时，昔日的农奴们围着火堆跳起舞蹈。75岁的索朗说：“过去种主人的地，白天黑夜都成了人家的人，半夜叫支差不敢等到天明，现在分地给我，真觉得睡觉香、吃饭甜，真想多活几年，看看今后的好日子。”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1300多户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90万克土地和82万多头牲畜由国家支付赎买金4500多万元。

　　西藏劳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留归自己，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区粮食产量1960年即比1959年增长了12.6%，牲畜存栏数增长了10%。西藏人民开始得到争取温饱的生存权利。

　　西藏的现实充分说明，西藏人民摆脱封建农奴制后，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泛的人权。当然，由于西藏的经济、文化仍然比较落后，以及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西藏人民享有的人权还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不断作艰巨的努力，来改善人权的状况，这正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全力进行的。但是，无论从人权的哪个方面来说，现在的状况与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相比，都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打着“人权卫士”的旗号，对过去封建农奴主剥夺藏族人民一切人权的黑暗、野蛮、残酷丝毫不加谴责，却不顾谎言一再被揭穿，四处散布翻身作了国家主人的藏族人民丧失了人权。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以达到梦寐以求的分裂中国、攫取西藏，进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野心。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实质在此。

　　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是不能得逞的。西藏人民和中国其他各族人民的紧密相联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西藏地区和中国各省区统一为一个国家也已有七个世纪，在这么长的时期中，始终没有分裂，而是关系日益密切，这绝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统一和分裂关系着藏族、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的兴衰成败，合则共荣，分则两伤。西藏与中国其他部分始终结为一体，而不分裂，这是长时期历史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因此，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汉族和其他民族决不会答应，藏族人民也决不会答应。

为啥西方要这么干

实在忍不住了！得说话，我从来不写政治，这次受不了了！！！我出生在中国一小城，后来到上海念大学，然后在法国的政治学院念书，现在在非洲工作，我想我能大胆地说我经历了不同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西方的民主吧！！请发反思帖的人看清最根本的实质做出自己的判断。

一、为什么西方总是跟咱对着干

这次针对奥运的一系列事情让咱们中国人有点措手不及，在2月份以前，一切还好好的。很多人都开始觉得，这些年来，中国跟国际社会融合得不错，西方人开始慢慢接受中国这个跟他们长相想法都一样的大个头。然而最近的事情得让大家清醒清醒了。

先是“大赦国国”、“无国界记者”再加上些************拿着人权这茬、借着奥运的机会要给中国政府施亚。我相信参与这一活动的很多人中，不乏是跟很多法国人一样，吃饱了喝足了，觉得自己伟大了，有些事情他“看不下去了”要出来主持公道。虽然西方人中很多都觉得要把“民主的精神推广到全世界”，但是另一点我很相信，这些人中的决大多数肯定不会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自己掏腰包来跟强大的中国独裁政府斗. “大赦国际”是一民间非盈利组织，但是我觉得还挺有钱的。大赦国际在非洲某国（我所在的西非）的分部也搞了些活动呼吁中国要尊重人权，尤其要停止镇压西藏人，还请了好多当地记者给发文章，记者一到，他们就先给记者发红包——挺阔！后来当地的华人联合会就去找这个大赦国际去谈谈了，那组织里面全是黑人哥们，黑人哥们说了实话：“咱对西藏的事情真不知道，对中国啥人权情况也不了解，只知道很多非洲人都想去这么一个“暴政”的国家生活，他们自己也想去看看。但是呢，这个攻击中国的活动他们还是要搞的，总部给了不少钱呢，哪有拿钱不干事啊." 记者们说：“这个大赦国际的文章还得写，因为钱都收了。”（黑人哥们不容易啊，挣点钱还要娶老婆呢）我就不明白了，这些组织的钱到底都哪来的啊？后来知道了，还是政府有钱啊，西方国家在这里的使馆，跟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关系都不错，西方号称给非洲多少多少的援助，全耗在这些组织上了。那西方跟他们自己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啥关系啊？是不是也有一腿啊？大家自己想想吧。咱们国家还是穷啊，要是多能养些个组织啊，估计今天帮咱说话的人就多了。大家知道“六四”的时候死了些人，有些人跑到了国外，这些人和死者的家属说说中国不好啊，我特理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人家弄死了你儿子你肯定不原谅他）但是西方的个人出钱帮中国人民争民主？呵呵，我想大家不是傻B吧。

这里得插上西藏的问题。你说啥事情接得这么好啊？好像是2月分的时候，某个洋歌星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喊了几句西藏自由，接着3月份西藏就好多人“不约而同”地上街闹起来了。如果这里有人信教，我就冒犯了，咱还真不信“心灵感应”！西藏人共才多少人啊，那在海外有多少人啊，100万行吧。就这么些人能比得上中国其他55个民族所有在海外的人多嘛？这么点人为什么能把事情搞大，在奥运传递的时候还能整出点声势来？后面没人支持，谁信？大家在国外也看到了，不少参与干扰圣火传递的是欧洲人吧，他们声音嚷得不小吧，但是你真正问问他西藏到底怎么回事，中国人权到底怎么回事，他除了能跟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搞出几句出来，还能说什么？说更进一步了，西藏人到底过得好不好，他们真的关心嘛？所谓的保护西藏特有的文化指什么？是不是要恢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然后让西方人当作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啊？

中国政府的确不完美，有很多事干得很恶心。但是如果是外国人对中国说三到四，还投入不少精力、财力搞搞行动，大家就得好好想想他的目的啦。无论是哪一国的民众，也不管是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是在政府的操空之下的，但是呢，对外来说，这国的政府也是绝对会竭力追求这个国家整体的利益的。很多参与示威的西方人可能很多真的觉得自己在行使正义，为人权斗争。可是他们的政府很清楚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最近几年中国越搞越大了，大家也应该感觉到了吧，是不是西方在很多问题上都对咱们不满意啊，很多地方没按他们的脚步走，而且关键是咱们开始在全球跟他们的利益争夺加剧了，开始挑战西方独自制定游戏规则的现状。在非洲，这一点感觉尤为明显，比如苏丹问题。其实真不关中国啥事，只是中国没和他们一起参加封锁苏丹政府，搞得不能西方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很恼火，中国不跟他们一伙他们就抹黑中国。还有让他们更恼火的就是，现在中国开始切实有能力抢他们手中的面包了。前段时间大家也都听说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话，抢非洲资源吧。而事实是中国在抢西方在非洲的资源。石油啊、棉花啊，这些东西没有中国，西方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今天跑来中国这么个大个头也来要，西方那个小恼怒啊! 这次在奥运西藏问题上，大家都看到法国很出挑吧。也可以理解，以前非洲大部分都是跟他混的。法国TOTAL石油公司在全世界卖石油，可是大家都明白：法国的土地上有石油吗？如果没有，TOTAL卖的油哪来的。

被抢了实在的利益不说，更让西方感到害怕的是，现在开始出现一种“朝东看的倾向”。这些年来，非洲的西方式民主搞得有声有色，很多国家受到了西方大大的表扬，可是民主搞了半天，人的生活没啥改善，腐败也没好转，搞个选举还搞得全国大乱(kenya)。可以随便说话了（大部分人没书念，也说不出啥话），但是还是没饭吃，可以投票了（一件T恤衫可以换一家人的选票），不过也不知道投给谁. 所以非洲哥们把眼光投向了处于“暴政”中的中国，那个小羡慕啊！非洲哥们开始觉得：奶奶的，给玩了，光让说话不给饭吃，还得照着西方那样说，咱们是不是该跟中国大哥学习学习啊？于是西方怕了，你丫的中国，长得那么丑（没民主），居然还开始成了模范了？亏老子还天天接近你，还想着给你整容（整容也是为了你变漂亮后要感激我，听我的，而且我玩你的时候也会觉得更舒畅）。今天中国开始做为一个模式的出现的时候，西方更加感到了危机。所以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道义制高点，一定要找机会压制中国的上升趋势。最近的奥运机会就不错，就说你没人权，再加上可以利用利用西藏*独立分子，太好了！

国家对外战略利益来考虑，对于任何一个西方大国来说，选择遏制中国，希望中国在不出现大动乱的前提下出现分裂都是很能理解的。中国这样一个13亿的大国，在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更让人感到他的可怕。中国不能打乱，不然造成世界经济大震荡西方也得跟着倒霉。如果将这样一个大国分为多个小块，加强每个小块的独立性，避免其用一个声音说话自然能达到削弱其话语权的目的。西方人玩了几百年的“制衡”外交，又在搞了，以前是打着宗教的名义，现在是打着“民主的旗子” 所以，基本上不用指望西方会来真正跟来理解中国，友好中国。现在地球上是“僧多粥少”，你牛了，胃口大了，我就得少吃一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2月下旬某天晚上FR2台的新闻，说法国民众为**基本消费品物价上涨举行**示威，其中肉类价格上涨尤为明显。新闻截取了中国北京餐馆的画面，说近年来中国人消费能力增长，食品消费结构变化明显，肉类消费大幅增加。中国人消费一增加，全世界都要为此买单。意思说中国人吃了肉，搞得法国人吃肉困难。靠！！丫的中国人凭什么不该多吃肉啊！想把中国搞弱了，把对中国对非洲一样对待啊，你说啥就是啥，偶尔看你脸色赏块骨头,没门！中国和西方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特别是在中国挑战西方绝对主导地位的时候。就算中国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也不会停止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西方和中国都是自私的。法国人口口声声喊为中国人民争人权，那怎么不给咱们多争几块肉吃啊。

对于最近对奥运抵制的言论，西方政府应该看得很清楚，中国在这个时候不会对那些人提出的要求做出任何回应，这个时候一旦让步，等于承认了西方的所有指责。而且西方也不指望中国做出回应。他们要的就在道义上压制中国，抓着民主的小辫子不放。最好是要鼓动藏*独分子，以及民运等所有的反对力量联合起来，由中国人内部的斗争来遏制中国（最近很多中国人的一些言论就明显受了西方的忽悠）。这才是西方的最大野心。一旦中国内部自顾不及，就没有充分精力在国际上跟他们竞争，从而达到了自己最优的战略目的。其实一届奥运会能不能办好，奥运圣火熄灭不熄灭，压根影响不了咱们的实力，但是一旦因为这个事情挑出了骚乱和内讧，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损失。

各位眼睛得擦亮了，看清本质。同时也了解西方民主的限制。这篇文章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能够在关键时刻要清醒。我也支持所有中国人追求更多的自由，追求社会公正，真正求这些的人只能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西方人。我们要追求权益，但是不能被西方利用。

it's economic propsper leads to democracy, not
democracy leads to prospser.
It's wealthy and good educated people leads to democrcy, not democracy leads to wealthy and educated people. 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只有提高人民的素质才是最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还没有富裕起来，我们就更需要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用更强大的国家实力参与竞争，先从整体上强大，才能保证内部都逐渐富裕，享有更多权益。国家都不能富裕强大起来，谈什么民富，蛋糕不大，13亿人怎么分。没有哪个西方国家会主动把优势地位和资源让给中国。我在法国政治学院的时候也信西方说的民主，可是来了非洲之后，我看清楚了西方的虚伪也看清了西方所说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民主自由解决不了发展问题，反而是发展了，才能带来民主自由和更大的人权。来非洲看看就知道，照搬了欧洲的模式，可民主着呢，但是人民都生活在什么状况下，没什么资本还天天喊民主自由，被欧洲掐着玩，老百姓没饭吃，没法看病，死的人多着呢？别以为出了点暴乱死几个人很怎么着了，在非洲就知道如果贫穷，死的人才多（看看非洲每年多少人是因为得点小病没治死的，多少新生儿是因为卫生条件差死的）投票权有了，言论示威也都有了，该饿死病死的人还是死了，西方民主救了他们吗？没有实现发展，人权从哪来？没有稳定，发展从哪来。法国铁路玩**玩得起，咱们玩一天铁路**，损失有多大？

这些年中国发展了，不要以为只要时间在往前走，就会有发展。60、70年代，中国比非洲刚果，马达加斯加都要穷。今天刚果、马达加斯加还是那个样子，被欧洲掐着玩，没饭吃的还是没饭吃。而今天的中国呢，虽然有很多的贫富差距，但是是不是总体上要比30年前好得多？什么都是假的，唯独数字是真的。为了实现整个国家的发展，为了保护国内的稳定，有些人的利益甚至权益肯定会受到损害。我觉得这是一种牺牲了。从最近的事件大家难道害没看出来，西方敌视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强大的中国让西方害怕，只有中国整体上弱了，分成了一个个小块，自己内斗,西方救放心了。中国就抢不了他们的面包了。借着民主人权说三到四，忽悠一些看不清中国现实和国际现实的人牵制中国政府，这就是西方最大的目的。

藏独和欧美反华的背后 

       西方国家这次为什么会如次的团结？欧洲的德国、法国，一般是不会冒着这样的风险得罪中国这个经济大国的。伊拉克战争时德国和法国都和中国站在一边，不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为伊拉克而得罪美国，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啊。法国10年前为了不得罪中国，终止了对台军售，损失了几十亿的收入。而为什么今天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公然与中国为敌？难到就是为了和自己根本不相干的西藏和奥运？
       而另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问题是，一向是西方老大的美国，为什么这一次这么低调？让英、法、德在前台唱主角？对于西藏，西方国家很清楚，再怎么闹，中国也不可能做出让步。对于奥运，他们也很清楚，就算西方国家没有一个领导人出席北京奥运会，中国也就是面子上过不去罢了，对中国有实质影响吗？没有。
       所以，西藏只是一个幌子，奥运也只是一个幌子。那么他们到底想从中国得到什么？
       西方国家正面临着10年来经济陷入衰退的危险，他们需要有一个有实力的国家为这次西方经济的衰退买单。不言而喻，他们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中国。 做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对国际经济没有什么研究，但08年一开始我还是隐约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现在也就想起了温总理说过的一句话：08年也许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现在想起正在进行的这场闹剧，真的有点让人毛骨耸然了。美国不是低调，是很冷静，他们早已经不露声色的出招了：
       1、美元贬值。因为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1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人间蒸发了3000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蒸发中。更要命的是，由于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增加，沉重的打击中国的出口，许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因为中国企业的倒闭，西方国家生产企业就可以开始生产复苏。
       2、通过高油价以拖跨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进品原油，而西方国家则不断的提高石油储备，造成高油价一直持续，以增加中国经济建设的成本。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打伊朗的原因：控制石油就是控制了经济命脉。
       3、足涨中国金融泡沫。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自然要涌入中国，造成中国高成本、高币值的经济泡沫。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就算是背着千夫所指都绝不救市的原因，就是为了打击国际投机资本在中国的恶意圈钱行为，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成千上万痛不欲生的股民的唾骂而有可能造成国内社会动荡的危险。现在看了，什么西藏事件、抵制奥运都是不足为道的事。
       所以，“西藏”和“奥运”只是西方国家绑架的两个“人质”，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西藏，也不是奥运，而是以此为要挟，要中国为他们的经济衰退买单。不买单：搞乱你，要死大家一起死。买单：坐下来谈，你答应我我就息事宁人！   
       中国政府的冷静是对的，死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才是关键。经济如果一跨，那就什么都跨了。 国民要冷静，要相互理解，不要给政府出难题。还是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能预料到，我相信政府能从容应对。我们要支持政府打赢这场表面上看起来是舆论战，而事实上是经济的战争  
       我们需要更团结  希望大家奔走先告
1、多省油  多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能做车就不要开车 能开窗户就不要开 空调
2、多省电  路灯不用就关掉 家电不用就要把整个开关拔下来 又省电又安全 
3、支持国货 能买到国货就不要买外国货 促进内需 钱要给自己人赚  
4、努力工作 多开发和制造更好的产品  实业才是救国之本
5、尊重自己 尊重国人 不要崇洋媚外 
6、告诉台湾 西藏 包括其他民族的青年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这么痛苦别的国家看不起，因为我们的祖辈太喜欢窝里斗，。 
7、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 中国只有强大才会有更好的家 ，落后就要挨打挨骂 
8、政府在进步 督促政府更快的进步 而不是推倒他-推倒就会产生动乱 中国这么大暂时还难以实现和平基础上的民主 那样高兴的是美日 痛苦的是我们自己
9、转发给群上的兄弟姐妹

89年六*四*事件一发生，西方马上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这次西藏有点动作，为什么西方的个人和政府都没人敢喊要经济封锁中国啊？因为咱牛了，玩这个，不知道谁先死。大家看清西方自私的面孔吧。

理性的爱国，理性的爱国货。

从家乐福最近的声明可以发现，家乐福即没有说阿尔诺不是他们的大股东，也没有说阿尔诺没有支持藏独行为，由此可见，传闻很可能就是真的！既然如此，斯波也呼吁大家为祖国奉献一份力量了。中国俗话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是近年来中法历来交好的原因。但对于明显反华的行为，我们进行类似“不合作运动”这样的非暴力行为抗议，既体现了团结爱国的思想，也多少显出了咱中国人的素质。但我们切记要保持客观心态，不要让事态演变为排外暴力行为。

不过，抵制家乐福和LVHM集团产品不代表抵制法国货甚至法国人。因为，我们要分清楚敌人不是法国人，而是部分支持反华行为的法国人，这里面就有法国首富阿尔诺的LVMH集团，还有政府中的部分利益集团。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在藏独分子冲击圣火队列的时候，法国警察和法国人支持奥运仪式正常进行，阻止了藏独冲击行为，维持了圣火传递的秩序。精准的打击敌人很重要，可以避免把中间派推到敌人的阵营，从而削弱我方的力量。咱们中共历来擅长团结大多数人，打击一小部分最敌人的敌人，这个招数我们要用好。甚至对于站在中间立场的其它国家，咱们要主动示好，积极纳入我方阵营。

有人说不应该抵制家乐福，理由是大股东的作为不代表家乐富的意愿，并且举例说中国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人，如果阿拉伯人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岂不是也要反对中国人？说这话的人显然没有企业常识。大股东，和债权人是两个概念。美国人的中东政策目的是让美国得到权利，中国是债权人，得不到一点好处。对债务人美国毫无控制力，是单纯的借钱还利息关系，阿拉伯人对这个关系还是明白的：打击中国对美国毫无损伤。但股东和公司是所有者关系，特别是大股东，就是企业的真正所有人，公司损伤对大股东的利益损失最大，对家乐福的抵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触动大股东改变政治策略。

我也不赞成“抵制家乐福等于伤害人中国人”的说法。虽然有少数地区的家乐福的确是中法合资，但对比整个中国家乐福来说股份算可能连1%都不到。同样，在家乐福工作的中国人，占全中国的人数就更少。如果损失小部分人的一点利益，能对大中国的利益好一点值得，更何况这仅仅是一碗饭的问题，中国好的超市企业多的是，相信这些员工决不会饿死。供应商和地产商更不用担心，几个月一年后家乐福门店可能就易主了，你们一样可以做生意和收租。

有人担心，法国人也会抵制中国货。这一点我觉得，只要我们打击面不过宽，就可以平息大多数法国人的怨言，降低我们的损失。此外，没有家乐福，我们可以到大润发买。少买一点LVHM的奢侈品化妆品，不会饿死人，何况还有替代品牌。中国人供给法国的都是平价商品，抵制行为会导致法国的物价上涨一点，对法国平民百姓来说也有损失。重点是，我们要告诉外国人：在国家统一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损失经济利益但不会妥协。

一面从中国人这里大量赚钱（家乐福销售额惊人，而LVHM集团的利润率惊人），而一面却带着政治目的希望中国分裂，中国人当然要做点什么！我希望这次行动能让所有的外国商人们学会带着善意到中国赚钱，学习一下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吧，你可以支持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但不应该把中国当作敌人。

以IIS连接数限制200个估算：

假设每个用户开启两个页面，每次网页下载时间为10秒。据说IIS是按照每次开启最后活动时间起，其后20分钟都计算入连接时间，那么我们按照每页面计算时按照连接持续20分钟计算（省略了10秒的连接时间），就变成 200x（60/40）=300次。
考虑到每小时，每天的负载都不是均衡的，每小时折半计算为150次，每天只能计算16小时，则每天访问负荷为2400次。相当于IIS连接数的10倍强。价格300元？贵了。
 

　　西藏问题让我想起一部电影梗概，名字是《杀手的悲歌》或者《哭泣的战争》，故事如下：

　　几个前南斯拉夫国家射击队里波黑运动员，分属不同民族，却都是好朋友，正在为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做准备。日子一天天过去，电视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分裂势力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穆斯林族）、博班（克罗地亚族）、卡拉季奇（塞尔维亚族）等人，他们嘟嘟囔囔、喋喋不休地教唆人们：“决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我们一直受到压制”、 “塞尔维亚人是压迫者”、“只有分家才是唯一选择”……等等。这种煽动起初并不奏效，几乎所有的运动员们都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嘲笑政客们的无聊与狡诈。人们一起和平生活了这么久，各个民族都是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相互通婚，彼此融合；单凭政客们的几句叫嚣，怎么可能会颠覆人们的和平生活呢？

　　然而，当民族分裂主义政客们铁了心打算用人民的生命做赌注开始冒险时，一桩司空见惯的小事件，都被上升到民族仇恨的角度，犹如某些独裁者们可以把任何小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尖锐化”一样。一次偶然发生的谋杀，一次抢劫，一次强奸，一次不公的裁决，甚至是一次偶然的事故，都会被政客们拿来当作“被压迫”的论据。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政客们通过对老百姓不分昼夜的洗脑，表演得又那么投入，于是有人开始怀疑了：莫非，他们说得是真的？莫非，以往的和平都是假像？莫非，我们真的被歧视了？莫非，早上跟我一起喝咖啡的那位塞族（克族，穆斯林）邻居（朋友，同事）真的想除掉我？莫非……

　　尽管运动员们拒绝了各自民族的战争动员，但他们的朋友、同事中却有人杀人，有人被杀，每天如此……大家杀红了眼睛，开始滥杀无辜。渐渐地，运动员们开始有好友亲人被其他民族的武装分子所杀害，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终于，失去亲人的悲痛激发了人类复仇的本能。运动员们开始相互争吵指责、或者大打出手，有的则加入了本民族武装，成为狙击手。最后，这个运动队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全成为冷血的狙击手，把杀人当作如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的必须内容。他们不但杀军人，还杀妇女、儿童、老人。随着战事的发展，运动队里那个塞族运动员成了穆斯林武装的心腹大患，于是穆斯林武装派他的队友——穆斯林运动员潜入塞族运动员的住地，埋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当塞族运动员起床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为新的杀人游戏做热身准备时，他的穆斯林队友向他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看完这个有思想深度的电影，回到我对西藏骚乱的看法：历史以来西藏和蒙古等地区就是中国的附庸国，近代史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和当前的现实（其实朝鲜和越南历史上也是中国的附庸，不过它们运气好，中国建国时刚好不在版图内，为了避免未来强大的中国提出主权要求，心有余悸的韩国人取消了汉字，割裂了和中国的文化传承关系）。和南斯拉夫短暂的国家统一历史不同，从现实看，西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想从一个有几百年统一历史的中国分裂出去，却没有足够的实力和筹码，绝不会被统治集团和国民舆论认可。所以难而又难，从实施上毫无成功可能性。

　　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中国目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存在经济实力逐步进入世界前列的趋势，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所享受的帮助和利益只会大于这个贫困地区所付出的。民族主义过度上升，就成为狭隘的分裂行为，不是为了幸福和发展，而是为了所谓的独立自由而放弃民族的既得利益和前途，为了分裂而分裂。从西藏的未来看，曾经是西藏统治阶级的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将整个民族拖入灾难和落后境地，实在是其心可诛：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却要以牺牲所有平民的优裕未来作代价。犹如中国为了尽快实现民主清廉而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势必要以放弃当前的和平安定为代价，这也是大多数中国平民不愿意看到的。

　　顺带说到台湾：台湾虽然经济比西藏发达，考虑到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如果独立成功，未来的利益亏损之处也很可能比较大。相比而言，如果有一天两岸统一而台湾保留一国两制的自治地位，等于台湾政治体制变化不大却给了一个世界最大的金矿（中国市场）让他开采，利益可想而知。

　　关于西藏和台湾问题，也许我的想法过于简单或有所偏颇，一家之言，不说不快，呵呵。

97年触网至今十年了，对域名一直还是有一份热爱的。域名二手市场卖者多，买者少的局面，就是我这种爱好者，和众多的投机者一同支撑住的。

ChinaYUM.com 2003年注册了这个域名，是为了因为我爱人当时在KFC工作。于2004年建立了餐饮业员工社区，建站初期放置了KFC、PIZZA HUT、YUM的商标，百胜餐饮集团差点为了这个和我打官司。现在人气还不错，几年下来累计了一万会员，百胜餐饮十六万员工有5%成为该社区会员。

BestID.com/net 我手里面诞生最早的社区，2000年注册域名，鼎盛期有数万会员，后来因为数据保管不善，网站两年不能正常运转，这才衰落下来，现在还在。

HuNan.name ChangSha.name 身在湖南当然关注地域相关域名。name域名推出不久，就注册了。现在主要是提供一个以湖南为主的网站目录服务。

ZhaoSiBo.com 赵斯波-这个名字就是为我而生的，呵呵，当然注册。2001年。

315.info 也是新顶级域名推出不久就注册的，名字还不错。

SheJi.org 设计-其实...我是一个设计师。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广告设计。

DiDiao.cn 低调-去年曾想建立一个品位阶层专门社区，从别人手里买了这个域名，目前暂时闲置。

CWU.cn（Company Web Union） PWU.cn（Private Web Union）也是很早注册的，开过网站，现在也闲置了。

还在收集喜爱的域名中......

中国人欧洲旅游是现今的风潮，文明受制于经济，部分国人的素质略显低下，导致了在外被歧视，种种机缘促成了这次老佛爷事件。我们反省自己，要采取措施改善国人在外的低素质表现。但文明国家面对我们犯下的羞辱，该如何处理和面对？

我很喜欢中国旅游协会的建议：所有中国人，不要再去老佛爷购物。

并不是心胸狭窄，这是对于歧视华人的一种文明而无声的抗议。中国人不去购物，老佛爷不会倒闭，但肯定有损失。重点不在这里，而是我们想要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个恩怨分明的民族，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藐视和侮辱华人，为此多多少少要付出代价，这样才能让他们学会掂量得失和对待来自东方的上帝。

我们知道，上海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庇护，犹太人至今感恩有加，这一点深为中国人称道和尊敬。韩国人对日本历史罪行的不肯饶恕的精神，常常让我们感到惭愧。中国人已经遗失了太多民族精神，现在到了该捡起来的时候了。

-------------------------------------------------在有替代品的情况下，请将日货列为最末的选择-------------------------------------------------

2000年以来，我的职业发展方向逐步从广告策划转向运营管理，这在2004版网站中体现较为具体。07年最后一个季度，我将自己摆到了创业者的位置，创立了一个网络直销网站，从事高级商业男正装直销。项目定位上的特点，使我更加关注阶层特性的区别，包括服饰礼仪、性格气质、生活方式、职业和收入等等。

中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中，社会阶层的多元分化不可避免。虽然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提及和承认社会等级的存在，但现实是阶层和等级必然会存在，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人人还是希望自己能向高阶层移动。

我的接触面和精力并不足于研究整个社会阶层，只是希望能对中产阶级的一些特性进行关注和思考。这个新博客的方向和作用就在于此。收到条件和个人能力的限制，不管我的看法是否偏颇或狭窄，都权请观者不吝赐教，放肆批评。

联系方法还是要公布一下的。QQ：34488998；邮箱：z-sb@tom.com；手机这里就不公开了，如果你能需要的话，发邮件给我索取或者QQ询问更方便。

上一版博客采用了的是Oblog破废墟版，由于程序原创者和修改者都放弃了升级，系统漏洞得不到修补，输入和管理界面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本系统采用了Z-Blog博客系统，升级方面相信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有保证，它使用我喜欢的ASP语言，完善的结构和静态生成机制更有利于搜索引擎收录。

网站是记录我近十年生活的工具，旧版内容当然会完整保存，尤其是第五版博客，一百多篇文字都在，图片也很多，换新系统的时候真有点舍不得。2008，生活上是个新开始，用新系统似乎也理所应当。我关注的方向也会从之前的管理企划转向到中产阶层研究（思路转变请参见2008版自我简介）。更何况，我还寄望于新系统的完善和我的努力更新能让这个博客获取更大的PR值，提高本站的网络价值。

其它更早的网站，由于年代久远，可能有部分链接失效甚至程序有错，好在内容基本可以正常浏览。如果想访问我的前几版网站，可以在首页访问右下角[友情链接]部分的前几个网站。上一次详细介绍这几个网站在这里（有截图）。